原创：吴金光
当孤独、空虚日渐成为城市人的流行病，当高楼大厦遮住了蔚蓝天空，当拥挤的马路取代了清澈的河流，面对日益淡漠的人情，越发浮躁不安的人们开始追忆农村的原始本真，怀念知青生活那最初的质朴。
引子
不瞒你说，我曾是个非常积极的青年，积极得有些激进，当然这和我的那个年代还是有关系的。当我十八岁的时候，还处在文革后期，我们一批志在四方的青年，打起背包，志愿来到老区，扎根农村，当时我们想，用不了几年，老区就会在我们的手里改变新貌，甚至想共产主义实现后又将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如此狂妄之极，不知天高地厚！后来严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政治上的浅浮使我们颇有被愚弄，受欺骗的感觉。但是现在想想，那股“狂”劲儿，还真是可爱，也是可留恋的，正是靠着这股狂劲，我们和中国最朴实，最贫穷的阶层———农民揉和在了一起。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中体验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什么是幸福。这段艰苦的生活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正是这种艰苦的劳动，使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大家心心相应，情感交融，每个人的心灵都宛如一股清泉，一看就透。遇到吃糠，没有一个人躲，遇到困难，没有一个人不敢上。大家的工分收入，全部汇总在一起，年底一起按人头份分。绝对平均主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大家虽苦犹甜，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生活经历，在这个环境中，我始终不感到孤独、不感到寂寞。然而现在，当我的生活走向富裕、社会地位也很高的时候，我却感到孤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要写这篇回忆录的初衷，挖出知青生活中的真、善、美，去讴歌那以青春为代价的悲壮和业绩及心路历程，让青春的苦难变为人生的骄傲的。
一．下乡第一课
公元１９７５年９月，一群心比天高，初生牛读不怕虎的热血青年汇集在西安市的胜利饭店，准备去陕北的延安地区插队落户。我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大有“火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的雄心壮志。经过团省委的组织调配，从六十多个志愿去老区的应届毕业生团干中抽取了包括我在内的１5名同学，给安排到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带队的是团省委的干部，我们这个知青点同时也是陕西省团委的工作点
这个知青小组虽然只有１５人，但来自不同的７所中学，而且每个人在各自的学校都是“头”，不是团总支副书记，就是红卫兵大队长。但当时只有我一人是党员，按理成章被选为组长，成了“头”中“头”。这是一个比较难当的组长，且不说由团省委蹲点干部的因素，就是小组同学里，也有在当时响当当的市级模范，同学之间谁服谁呀？
好在我没辜负每位同学的期望，带头吃苦，严格要求自己，以小组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使每个同学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中，度过了最精彩的一段。当然，这是后话了。
记得那是1975年底的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们西安市赴延安插队的60多名知青，分乘几辆大轿车，在西安市开完欢送会后，浩浩荡荡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一路上，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畅谈着各自的宏伟蓝图和理想，说说笑笑，全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的苦在等着我们，更不知道，把自己的城市户口挪到农村，意味着什么？那是一个令人发昏的年代，自然也会产生头脑发热的人，尤其是向我们这样的青年。
到了延安市后，知青和送知青的干部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冲突，干部是想把知青送到目的地了事，而知青们到了延安，想享受一下革命精神的洗礼，要求增加参观宝塔山的项目。双方争执不下，后来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次日清晨各县来领人之前上宝塔山。
次日清晨，知青们都起了个大早，做好了登山的准备。只听一声令下，大家如离弦的利箭，向宝塔山飞奔而去。宝塔山并不高，它当时是红色延安的象征。站在宝塔山下，延安市尽收眼底，延河像一个白色的丝带环绕着延安而过，风景极为漂亮，气势好不壮观。据说70年代初，周总理重回到延安时，汽车曾陷到宝塔山下，当时总理曾感叹的说，解放这么多年了，这里怎么还没一座桥呀，就这样，宝塔桥由此而生。所以同学们在晨曦中，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但更多的人还是沐浴在老一辈留下的延安精神的境界之中。
经过数不清的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１５人终于来到了自己的点上－－延安市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这是一个完全隐藏在沟里的村子，从公社的大马路上根本看不到有人居住。延河水从沟前流过，在通往村子的路上有一座３０米长的吊桥。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上桥，由于人多，桥剧烈地摆动起来，吓的有的同学当时就站住了，不敢再往前走。但替我们背着行李的老乡们，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在摇摆不已的桥上悠闲地走着。老乡们看到我们的尬境告诉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单个走，晃动会小一点”。此办法果然灵验，不一会大家都过去了。这时我们这几天的的高兴劲和狂劲一扫而光，还没有接受实实在在的劳动，仅仅过了一座桥都那么费劲，还有什么脸面大谈建设新农村的蓝图？
到了驻地，村里的老乡送来两筐苹果，大家乐滋滋地品尝起来，窑洞外有个同学喊了一声：“社员正在送粪呢，咱们也参加吧”。同学们像听到了出发口令的战士一样飞快的冲出窑洞，从社员手中抢过担子便担了起来。由于是走下坡路，同学们又拼命往自己筐里装，所以挑起来特别费劲，男同学还好一点，女同学强忍着肩膀的疼痛，一步一晃地往坡下走，让人看了真有一点悬乎，其实每个同学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少唱一些高调，能不能吃苦，劳动上见。就这样一堆粪很快就挑完了。我们由此开始了艰苦的劳动，并领悟到插队绝非是简单儿戏。
二．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张克思绰号的诞生
延安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位于姚店公社中心以东4公里处，延河以东。现全村共有210户850人。其中劳动力416人，共有耕地883亩，其中川地483亩，台坝地218亩，坡地182亩，果园面积356亩。全村共有党员21名，积极分子4名。
从现在的角度看，陕北地区属黄土高原，最适于发展林业，其次是牧业，只是在川地上可以搞一些农业，但不能保证有高产。
但在当时的极“左”年代，全国一刀切，农业必须学大寨，搞梯田，这可就苦了陕北老乡了！好好的一块坡地，种树多好，偏要把它修成梯田，把宜于种树的熟土挖掉，露出不适于任何农作物生长的生土壤。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农田基本建设。
作为知青，我们只知道劳动，至于做什么，对不对，全然不去管它。通常男生和男性老乡都是推车，而女生则是铲土，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知青个个都是推车就跑，倒掉土后再跑着拉回空车。搞得常年慢慢腾腾的农民都不好意思了。就是这样，能坚持多久呢？只有老天知道。
当时我们那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团省委的领导下还有创新，除了修梯田，还突发奇想，搞起了水枪冲山坡，把山坡表层的土带到川地上去，达到改良土壤，亩产粮食千斤的目标。知青组里有俞国盛，李亚群，邵庆义和我参加了这个破天荒的工程。那时提出的口号是２４小时不停地冲山，人换水枪不停，国盛和亚群穿著雨衣，在秋风中，扛着水枪苦干。我们其他的人要在川地的渠道里不停地搅水使得含有山坡表皮的水流得更远，最后能沉淀在川地的大田里。这活计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恰恰忘记了自然规律。人是连轴转，累得不行。电费了不少，水从延河里不断地抽。但是整个川地搞得淤泥一片，连个田地的样子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吨产田”了。极左思想真是害死人。
团省委搞的水枪冲山工程，社员们都知道是胡闹，但他们不敢公然反对，只是不参与。这样，整个工程只有我们知青上，团省委的罗书记也亲自上，由于没完没了的加班大干，水枪手俞国胜冲着我这个组长发牢骚：“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我们小组里面第一个对团省委的做法提出质疑的人。
更绝的是，每天劳动收工回来已经很晚了，吃完晚饭还要在我们知青窑里开会学习搞各种运动。陕北老乡是最可爱，也是最老实的，明明知道没多大意思，但还是来参加会，纯属是带个耳朵来。整个会场你就看吧，除了发言者，其余全都闭着眼半睡半醒听着，我们知青们开始劲头满大，硬挺着不闭眼，后来实在撑不住了，也学着老农的样子，昏昏欲睡。最有趣的是蹲点干部也是发言时醒，听发言时睡。至于学的是什么东西，现在谁也不记得了。劳动一天本来就很累，还要开会累上加累，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会开完后，老农们都回去倒头就睡，而知青们还要洗洗，然后还要写写日记，读点书，等到睡下时，已是次日凌晨１点了。第二天早上５点左右又要起来上工了，开始新的一天的磨练，虽然苦一点，但大家无怨无悔，仍是满腔热情地投入新的一天。这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已经奉献给祖国，我们的热血已经洒在广阔的天地中。
在陕北有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叫背“被子“，即把小麦，荞麦，蓖麻等农作物用绳子捆一捆，然后利用地势的高低和惯性使背着庄稼的人站起来，然后走回村子。这是一个即需要力气，又需要技巧的劳动方式，当然，练熟了，走起路来轻松自然，甚至还能边走边聊。
起初，我们掌握不了要领，不是捆不上，就是站不起来，要不就是半路上散了套，什么洋相都出过，因为大家比着劲，谁都不想少背，拼命往上加，连女生都在７０公斤以上，男生甚至能背到１００公斤以上，而且还是一路小跑，从后面远远看去就像一捆庄稼自己往前蹦一样，因为人整个给埋在“被子”里了。
仲华就是这么一个拼命的人，除了爱看书，写日记外，平时不善言表，但干起活来却是拼命三郎。有一次，他背的实在太多了，怎么也站不起来，我过去帮他从后面提了一下，他站起来后，腿直抖，但仍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当我们一起把庄稼背到场上，往回走，准备背第二趟时，我劝他说“仲华，下次少背点，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干呢。”他却坚定地说：“没啥，金光，你猜我一边劳动，一边想什么”？“什么”？我疑惑地问道。仲华不看我，眼睛盯着前方一字一顿地说，：“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以后怎么办，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后的社会？我听了不禁失声大笑起来，弄的周围人不知怎么回事，不解的看着我们，看到我笑的样子，仲华没有一点改变，仍是一字一顿地说：“真的金光，你别笑，每当想到这，我就觉得我应多背快跑，早日实现共产之义”。我笑得实在不能自制，躺在路边的山坡上，同学们围了过来，好奇的问怎么了，我把仲华的话学了一遍，大家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等笑够了，我指着仲华说：“仲华呀，仲华，你真是中国的马克思，都想到共产主义后的事了。”从此，张克思的外号就传开了。
张克思也的却不虚此号，学习劲头最大，他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睡觉，有时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窑洞的灯光彻夜不熄。就在插队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啃完了马克思全集，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人们很难把一个书呆子和一个拼命三郎连在一起，然而在仲华身上你恰恰能看到这一点。
本来就近视的仲华，在不亮的电灯下，越看近视的度数越高，有一次，竟还闹了一个大笑话。
一个冬季的晚上，仲华穿着短裤，披着衣服在读书，突然感到内急，便出窑洞去方便，由于天气又黑又冷，再加上窑洞的门都一样，他方便完后，穿着短裤，披着棉衣闯到旁边的女生窑洞去了，进了门，一边往炕上跑，一边喊：“好冷好冷。”不料，到了炕边，仲华突然感到不对劲，猛的一下停住了，低着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快速扫了一眼，坏了，不对劲。话分两头，再说韩钊，孟菊慧几个女生正在小声谈论着什么，不想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只见仲华狼狈地闯进来，她们的谈话声嘎然停止。毫无准备地看着眼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等道仲华回过神来，马上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跑到自己的窑洞里，这时女生窑洞里传来一阵阵笑声，不一会儿，仲华的窑洞里也响起了笑声。－－－－
第二天全组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能很体谅仲华，一笑了之，没有人添油加醋，渲染什么，女生也没有不依不饶，而是背地里偷偷笑笑完事。
谁说知青的历史是苍白的？谁说知青的历史又是平淡的？不！我们有色彩，我们用自己美丽的心灵去净化每一页，我们有情爱，我们用自己纯朴的情感去度过每一天。
仲华的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考上了延安大学政治系，专攻国际共运史。毕业后，先是在陕西省工运学校任教，后又随他北京籍的妻子举家迁到北京，在海淀区工运学校任教，发表过不少好的文章，最后调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成为那的笔杆子之一。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呀！
三．平均分配的制度
在我们集中劳动了数月后，我们15个人就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劳动，有的还担任了干部。具体分工是：朱慧、李义、张仲华和我到青年队，朱慧任青年队队长；张军安、邵庆义、俞国盛、乔西庆到大田队，张军安任大田队队长；韩钊去妇女队任队长；李亚群当电工，蔡建新当木工，孟菊惠到林业队，姜艳到科研队，吴建利喂猪，崔勤是赤脚医生。
当时的农村男女劳力同工不同酬，女生干的活一点不比男生干得少，可是评工分时，最高只得６分，而男生最高的能评到９分，等到年终分红时，男女生的差别就显露出来了。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我们小组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即把所有分得的钱加到一起，再用１５除，平均每人分到的钱数是一样的。此外在财务和劳动工具等方面，也实行小组共有，谁缺什么，就拿什么。这样一来，也好也不好，好的是用起来方便，不好的是工具损坏和丢失的比较严重。在此情况下，我们选蔡建新为我们的后勤部长，全权掌管钱财物，计划用粮，计划用钱。小组同学分红时总要扣除一部分钱作为小组的公积金。
做饭也是一样，无论男生女生，每人一天，轮换进行，邵庆义做饭最有特点，也管得最严，通常下工后，同学们都比较饿，见到厨房有什么就抓什么吃，别的同学做饭基本上不管这个现象，轮到庆义做饭可不行，他手里拿着勺子，厉声喝道：“都先别动，饭还没好呢！等好了一起吃。”大家看他那么认真，也就不抓着吃了，先到一边干自己的事情。
当时知青饭量很大，常常不够吃，我们就向队里借，第一年就借了１５００多斤玉米，就这样，还是不够，可又不能老借，大家只好弄来７麻包糠，混在玉米面里一起吃，由于缺少油水，刚吃完饭时撑得要命，可干起活来不久，肚子就骨碌碌地叫了。由于我们经常吃糠，不少同学从此落下了肛裂的疾病。
大约１年以后，小组同学才吃上白面，有的同学竟一口气吃了8个大馒头，但干起活来，同学们仍是不惜力气，尤其是女生。姜艳为此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公负伤，回西安治疗。
小组同学的家长都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邵庆义妈妈主动把姜艳接到家里住，我妈妈和小弟，每天用自行车推着姜艳去医院看腿，其他同学的家长也是隔三岔五地来邵庆义家里看望姜艳，想尽一切办法让她的腿痊愈。可惜最终也没能治好，按当时的政策，姜艳可以办理病退手续，但她回到队上还是帮助小组同学搞内务，实在不舍得离开这个温暖的集体。插队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同学们之间那种友情却是那么的真挚，那么得让人难以忘怀。
姜艳最后还是办理了病退返城手续，她走的那天，大家都来送行，我因特殊原因没送成。送行的人都流下了难舍难分的眼泪。姜艳和大家依次握手，然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大家。
姜艳后来参加高考，可惜没能考上，分到警察局工作，干起了人民公安。就这样风风雨雨，摸爬滚打，与坏人顽强斗争，并多次立功受嘉奖。我们因在公安战线有如此优秀的同学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姜艳，努力吧，同学们都在看着你。
四．地主最老实
我们年轻时的那个时代，是个激烈而又疯狂的年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我们插队落户的这个小山村也不例外。刚到队里的时候，组织军烈属给我们忆苦思甜，讲村史、家史。村支部书记和省团委的蹲点干部带领大家认门户，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成分好的人家我们都进去看看和主人聊聊，唯独到了村里唯一一户地主童自荣家没有进去，所以，大家对地主印象最深，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比如有时背庄稼站不起来，地主过来想帮忙，我们都认为他是别有用心，断然拒绝等等。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有的知青对地主的看法有了变化。张军安领导的大田队可以说是队里的一支主力，主要男壮劳力都在里面，当然也包括地主童自荣。开始张军安对他虎视眈眈，百倍警惕。可是时间一长，他发现无论干什么，这队里唯一的一个地主都是最卖力的，从不偷懒，比许多后生都好的多。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张军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看地主最老实，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溜奸耍滑”。一语激起千重浪，组里很多同学不同意他的观点，批评他阶级立场出现了问题，村里蹲点干部听到反应后也对张军安提出了批评，让我们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
为了用事实教育大家，队里的民兵搞了一次夜里紧急集合，同学们都从睡梦中爬起来，穿好衣服，扛上武器赶到集合地点，村里的狗也跟着猛叫一阵。集合完毕后，队上的领导分配了任务，我和军安负责监视地主的行动。
我们来到地主童自荣的窑洞前，只见灯开着，这么晚还不睡觉，是有些不正常。于是我们闭住呼吸，慢慢地摸到地主窗下，仔细听着里面的对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或者要变天的言论。记得那时节是深秋，冷风嗖嗖直往脖子里钻，很冷很冷。但是我们忠职守则，竖起耳朵仔细地监听。然而，除了一些家常里短的话外，根本没有听到预想中的话。当我们把情况做了汇报后，有的同学甚至还认为地主知道有人偷听，故意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阶级警惕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军安领导的大田队和韩钊领导的妇女队经常在一起劳动，可热闹了。一些脸皮厚的婆姨和大田队的后生不停地开着荤玩笑，当地叫法是“儿话”。逗得大家捂着肚子笑，军安和韩钊之间慢慢地产生了感情，这在别的小组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在我们组大家都把“问题”看的异常严重，小组学习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对他们俩展开了轮番轰炸，说他们不革命了，忘了本了，阶级意志薄弱，，小资阶级情调了等等。军安不吭声，随你们怎么说，我就认准了韩钊。韩钊可不服气，拼命地和同学们理论，为了证明自己有革命到底的意志，经常加班干活。当时是夏天，收工后吃完晚饭还要加班，去山上背荞麦。我考虑到女同学的生理特点，坚决不让女生加班。谁知韩钊带头不干，说我重男轻女，看不起女同学，说着，拿着工具，带头闯了出来参加加班，大家都知道她在赌气，但也没有办法，其他女生也跟了出去。
荞麦地在一个高坡上，等我们爬上山时，已是筋疲力尽了，还要背一捆荞面下山，简直不堪重负，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女生，步子晃晃悠悠看得出她们已经到达体力的极限了。我连忙叮嘱大家量力而行，不要背得太多了，韩钊硬是不听，背起一大捆荞麦就往山下走，朱慧也不示弱，也背起一大捆荞麦。可是她站了几次都没有站起来，我顺手帮她拎起一个被子，等她站起来走稳了再背自己的“被子”。果然不出所料，我还没走到麦场上就听亚群说韩钊昏过去了，连人带“被子”一块滚下了山，现在正在老乡家躺着呢。我急忙带人赶了过去，还好，人已经醒过来了，第一句话仍是，我还要去把“被子”背到场上去。同学和老乡们都劝她好好休息。军安的心里更是难过。
后来军安和韩钊恋爱成功，成为我们小组唯一的一对知青夫妻。两人双双考上大学。韩钊女随父业搞起了考古，军安在西安工业学院任副院长，工作还是那样话不多，但干活实在。每次小组同学聚会，总会拿他们俩说事。
五．与当地青年比武
与我们同去插队的还有延安当地知青。但是队里的农民对我们印象最深、反映最好。我们这个知青点的特点是人人都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农闲时给社员开故事会讲故事，不仅如此，我们的活干的重，吃得苦。记得我们知青经常对农民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他们说，不，不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有文化，干活的时候悠着点，别把娃儿压坏了，来日方长。我们表态说我们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扎根在这里。他们说，哎呀，娃娃们，你们说说就算了，怎么可能扎根呢？干两年就走了，就飞了，你们是干大事的人。当时我们同学决心特别大，说走着瞧吧，我们肯定要扎根。所以我们干起活来不要命，争着吃苦。我们这些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干起活来不要命，把队里的回乡青年都镇住了。但他们从心里还是不服气的，总想找茬同我们较量一番，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下午收工后，天色还挺亮，几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知青窑前，说是要看看，实际上是来比摔跤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拼命干活和多种官职惹的队里青年的不服，于是就积极应战让他们口服心服。我们选出级别最重的军安出马，没想到对方竞选出瘦小的电工来峰出面，据说他是队里摔得最棒的，可谓是藏龙卧虎。
比赛开始，军安有些拘谨，放不开手脚，倒是来峰左钻右钻的想办法要抱住军安的腿，双方左右进退僵持了好一段时间，知青和回乡青年都为各自的选手加油助威。
从招数上看，军安是欠缺一点，也比较被动，基本上是守势，而来峰则比较活跃，左突右攻想尽一切办法钻到下面去抱军安的腿。经过一番周折，来峰终于抱住了军安的左腿，顺势一提，再往军安的右腿后面一拌，军安就倒下了，一比零，队里青年高兴地欢呼跳跃，把来峰扛起来视为英雄。
第二轮还是来峰，知青这边我出马了，我的重量和军安差不了多少，但比军安要灵活些。来风的抱腿招数我早就看在眼里，所以我用胳膊把他始终挡在抱腿以外的距离上。当然我也顺势给他使拌，但这小子手脚特别灵活，像个猴子，此外常年在农村劳动也有一点干劲，也让我颇费了一番力气。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轮着来峰转了一圈，我发现他的脚步跟的虽快，但体重较轻，我试着在轮了两圈，果然对方有些飘，于是我使出浑身力气把来峰轮了一圈又一圈，还没到４圈，来峰的双脚就离地了，我又顺势轮了一圈，突然撒手，来峰就像一个甩出去的麻包一样飞到了２米远的地方，重重的摔到场地上离场地边沿就差１米了，假如我心狠再多轮两圈，那么来峰非飞到沟底下不可，那可就惨了，伤的肯定不轻。好在我手下留情，只要他脚稍一离地就松手了，就这还摔出两米多远。
知青们为我欢呼跳跃，队里的青年脸色都气白了，他们没想到最会摔跤的好手竟输得这么惨，楞让我扔出２米远。个个都傻了。这是双方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还是军安会调节气氛，敢快把来峰扶起来，嘴里还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来峰从地上爬起来，低着头，不说一句话。一比一。我站在那没动，等着他们再出一个人，决定最后的胜负。没想到他们几个彪形大汉你看我，我看着你，谁都不敢再上与我较量。最后还是来峰说：“算了吧，咱们摔不过人家，走吧。”
就这样，知青在声势上获得了大胜，队里青年再不服气，也只能在心里说了，其实在心里对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不久，公社举行文艺汇演，以往队里就出个小合唱或器乐独奏什么的。我们知青这回可要大显身手了。我和邵庆义还有姜艳，给同学编了一个群舞－－我为祖国来站岗。乔西庆积极张罗乐队，和几个回乡青年凑了几把乐器，为我们的舞蹈伴奏。不客气地说，我和邵庆义在中学就跳舞，练过芭蕾功，在这个舞中，我们一展才能，各种转，各种跳等等多种舞蹈技巧充分运用。在公社表演时，我们的节目把观众全镇住了，他们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帅气的舞蹈。纷纷打听是哪个队的，当知道是下童沟大队时，一个个都伸出大拇指说：“这些知青娃，好！”
我们载誉回到队里，看过这个节目的队上青年，对上次找我们摔跤的几个人说，你们真没眼力价，他们在公社大展舞姿，把全公社都镇住了，都说这些知青会“武”，一跺脚，就能上房。
从此，我们这些知青会“武”的事就在队里传开了，那些找我们摔跤的青年见了我们，远远就低着头，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我们在队上青年心目中究竟是“会舞”，还是“会武”。管它呢，反正听上去都一样。
六．荣工队的坎肩
在去延安的路上，铜川市是必经之路，而铜川煤矿全国有名。我曾下到离地面４００米深的矿井下去参观，看到煤矿工人的辛勤劳动，我很受感动。煤矿有一个荣工队都是有因公致残的工人组成，他们尽自己的所能为煤矿做出独有的贡献。其中一个产品就是百布坎肩，即用百布块巴掌大的小布拼缝成一个棉坎肩，再把坎肩送给煤矿工人下矿井时穿着御寒。
俞国盛探家回来时路过铜川，从荣工队带回几个棉坎肩。我，庆义，亚群，军安等几个男生穿着上工。庆义和国盛分到大田队，每天早上要到山上去犁地。他们穿上百布坎肩比老农还老农，每次劳动休息时，把百布坎肩往地上一铺，在暖洋洋的太阳光下，睡的真是香。
在陕北劳动虽苦，但也有很浪漫的时候，一次，我们在山梁上劳动，等爬到山顶时，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远远望去，一座座山梁凹凸不平，东方的地平线也格外地清晰，尤其是太阳出来的时候，真是壮观，一点不比在泰山顶上看日出逊色。当年陕北农民李有源就是早上起来往山上挑粪，看到此情此景，不自觉的用陕北民歌调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歌现在家喻户晓，但在当时的确是唱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我们青年队也经常在川地上劳动，休息时把百布坎肩往地上一铺，天当房，地当床，在广阔的天地中做着青春的梦。
有一次我们青年队在后沟劳动，一条电话线脱落下来当时有个人摸了手发麻，有个人摸了没反应，所以大家谁也没当回事。休息的时候，朱慧对亚群说这条线挡道挪开一点，免得影响劳动。亚群是电工，在此之前也摸过这根电线，没有电的感觉，就同意了。谁知朱慧刚一触摸到电线就被打翻到沟里去了，人事不省。大家赶忙想办法救她。还是亚群有经验，用一根棍子把电线从朱慧手上挑开，使朱慧脱离了危险。事后省里蹲点干部下的结论是“邓小平黑路线上的人搞的破坏”。
还有一次，庆义和西庆被抽到公社的延河改道工程。在劳动中他们发现公社的一个副书记，从来就不干活，还经常要他们加班加点，残酷地剥削民工。此外，他还经常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民工们敢怒不敢言。在一次公社民工大会上，这个副书记振振有词地要民工好好干活，唱高调。西庆和庆义忍无可忍突然站起来大声反驳他的言论，并当众揭发他盘剥民工的累累罪行，说得他脸煞白煞白，哑口无言，一时下不了台。民工们都对西庆和庆义热烈鼓掌，说他们终于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为此，他俩还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
田间休息时，我们经常跟社员们联欢，我和姜艳讲故事，我俩说得绘声绘色，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们还跳舞，练功，翻跟头。青年农民也给我们唱陕北民歌，清亮毫无修饰的嗓子，响彻在山川里，这就是生活无忧无虑，朴实无华的知青生活。
七．延河发大水
１９７7年７月延河遇上了特大洪水，延河一夜之间暴涨，一改过去委婉的性格，像一只猛兽一样毫无情面地吞噬着一切，房屋，桥梁，人员，大树都被延河水疯狂卷走。那天早晨，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外面下着雨，以为也就是一般的小雨，没什么了不起。突然外面有人喊：“延河发大水了，延河发大水了。”我们赶紧穿上衣服跑了出去，首先发现眼前的沟里已经发了山洪，汹涌澎湃地涌入延河，我们顺水而上，找到最窄的地方跳过去，一直跑到后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汪洋，汪洋一片。洪水又猛又汹，连我们经常走的吊桥也无情的给冲断了。在河水的激流中，还能经常看到被冲走的房屋，屋顶上还站着无助的人，他们向我们挥手。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人被洪水冲向下游，而毫无办法。老实说，这是我们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场面，一时都没了主意。
这时忽然有人高喊：“后沟煤窑进水了，有几个人被水困在煤窑了。”这时我们才醒悟过来，于是赶紧往后沟跑。跑到半路，看见韩钊跌跌撞撞地跑来，快到跟前时还滑了一跤，差点掉进洪水里，真悬呀。原来她是来报信的，后沟煤矿有险。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来到水流较缓，水面较宽的地段，顾不上脱衣服，扑通就跳进水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救人１快救人。我的后面是庆义和朱慧，庆义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知道他的水性很好，而朱慧呢从来没见过她游泳，能不能过来呢？等我一回头，发现庆义，朱慧等人都已跟在后面了，事后队里的人说，朱慧真了不起，还会游泳呢，而且还游的不错呢！等我们赶到煤窑时，也有几个老农和军安等人在哪里了。我们二话不说，马上投入抢救工作，拼命地向外舀水，不一会儿，几个“炭猫子”就从煤矿口爬出来了。他们终于获救了，人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在艰苦的环境中，即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也培养了我们的感情。
这时队里正式下了命令，因为后川的麦垛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马上去后川抢救麦子。大家又像绷紧的弦，飞也似地赶到了后川。一场人与水争夺麦子的斗争开始了。我们自认水性好，没想到一下河，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把头扎到水里的时候，嘴里满是又脏又涩的泥水，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只好把头仰在水面上游。建利不会水，我劝他就在岸边等着吧，但他坚决不干，非要跳下水和大家一块抢麦子，结果被河水呛得直咳嗽。这可不是儿戏，我非常严厉地命令他不要盲干，就在岸边运麦子，并指示专人看住他，我和庆义，亚群，西庆，军安几个老农一起游向一个麦垛，我们爬到麦垛上把麦子捆拆下来向水里扔，再由水里的人往岸上运，可是，洪水不留情，一会儿，我们站的的麦垛就被洪水慢慢卷起，向主航道冲去，村干部大声喊到：“快下跳下来，娃娃们快跳下来。人重要，麦子不要了。”
我一看，大势已去，救不回来了，连忙招呼人跳下水，游向岸边，而亚群和西庆还在麦垛上不下来，眼看就要被洪水卷走了，情况万份紧急。村干部也急了，大声喊到；“把他们推下来，把亚群和西庆推下来，人要紧。”几个壮劳力，把亚群和西庆猛的推下水，自己也跟着跳下了水。只见那一大垛麦子被洪水卷向了下游。一会儿工夫就没影了，好险呀。要不是老乡们拚命相救，亚群他们就有可能被洪水卷走，那我们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了。事后，我们还为该不该放弃麦垛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学还是比较务实的，也有的同学仍为没能保护好卖多而自责。
据说这是延安有史以来少有的一次大水，损失惨重，连延安著名的劳动模范杨步浩也被大水夺去了生命。30年后，在一次报告会上我偶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在这次大水中本来是可以不死那么多人的。当时一位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夜间值班，气象局的同志向他报告说，延河上游下大雨流量已经达到每秒150立方米，他不懂气象知识，不知道其危害性有多大。后来凌晨1点钟又报告说上游的安塞县的流量已经达到每秒200立方米了。有人提议是不是要广播叫醒睡在低处的群众，他也同意了，但电线已被刮断了，联系不上，他只好坐等到天亮再看水情。到了凌晨5点钟上游雨量达到每秒800立方米，形成巨大的洪水向下游袭来，洪峰到达延安时，许多人还在梦乡里，在河滩上还有一个排的解放军在宿营。结果，铺天盖地的洪水把睡梦中的人无情的卷走了。包括杨步浩和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在内，共死了189人。我当时亲眼看到那些无助的人抱着一根根木头被洪水无情地冲向下游。事后这位地委副书记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他本人还觉得很冤枉，一味强调自己不懂气象知识，不知道会发生洪水，否则。。。。。。。我好可怜那189个屈死的冤魂，他们成了无知干部的牺牲品。遗憾的是这种惨案在3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断发生。我们是否应该发出：“救救百姓”的呼唤呢？
当时，作为知青，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但是盲干也是不行的，毕竟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我由衷的感谢陕北老乡，虽然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惊天动的的举动，但是，他们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知青的安全，这是我们终身难忘的。
八．毛主席逝世
１９７６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多了。唐山大地震，接着就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那天我们正在川地劳动，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阵的哀乐，起初没太当回事，可是当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向全国宣布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我们知青和农民全都愣住了，有好长一短时间大家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不知是谁哭了起来，顿时哭声响起在整个川地，后沟和各个山峦上，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犹如一个擎天的柱子突然倒下，人们仿佛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似的。我接到市里的通知，代表西安来延安插队的知青，参加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会议。我不敢耽搁，连夜骑车上延安市，因为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延安城离我们队有５０里地，骑车也需要１个半小时，再加上心里有事，脚下越蹬越快。快到桥儿沟时，突然对面射来刺眼的大车灯，一辆大车迎面驶来，我仍未减速，继续快速向前蹬，但是接着从车灯后有一个人向我对骑过来，眼看就要撞在一起。我来不急多想，大叫了一声：“完了”，使劲一掰把，居然与那个人擦肩而过，本以为这回完了，怎么也得撞个“两败俱伤。”没想到居然躲过一劫。我顾不上回头看那个人怎么样，继续向延安方向蹬去，估计那个人也得吓个半死。
来到报到的饭店，已经黑压压地来了不少人，我和首批西安来延安插队的组长张加胜合用一张床，我们彼此都知道这是第一次见面。其他的人都陆续到来，大家都默默不语为明天的发言准备稿子。
第二天开会，首先是一个北京知青发言，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声调格外洪亮，但缺少感情色彩，以后几个人的发言也一样，会场上显得有些沉闷和呆板。
轮到我发言时，我拿出一个匆匆列出的提纲，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同学无论在山上还是在川里，听到这个噩耗传来都忍不住大声哭泣起来，不住地说道：”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知识青年舍不得您走呀“我的发言声情并茂，充满激情，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没有任何做作。说着说着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不一会儿就泪流满面，影响了在场的全体人员，大家都低着头，有的女生还哭出声来，整个会场哭成一片，大家无比悲伤。等我发完言后，马上有记者找我要稿子，我说我就是列的提纲，记者让我整理一下稿子给他，他们认为我的发言太感人了，它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
回到队里，小组同学也在开会，我把纪念会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了，最后商量用什么办法悼念毛主席，大家一致认为去枣园，杨家岭毛主席故居，向毛主席宣誓。我们每人借了一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向延安出发。尽管这些地方我们已来过多次，但这次来却意义非常。我们依次参观了枣园和杨家岭毛主席故居，感到那里的每一件列品都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我们站在毛主席窑洞前，举起右手宣誓；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决不半途而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现在看来，我们的言行确实有点过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盲从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同学甚至认为，中国就此完了，当然随着华国锋的主持工作并在老帅们的英明决策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真正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春天。就在１９７７年秋天，全国恢复高考，我们又可以凭真本事来决定我们的一生了。说真的，我的内心澎湃起伏，几年的风风雨雨；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在今天就要向我挥手告别。苦吗？我不觉得，它如火一样的温暖，梦一般的甜蜜，也有曾袭入我柔弱而敏感的莫名的东西，慢慢地去追溯，仔细地去翻寻。其时找到的也是些拼不完整的印迹。这一段是我青春途中的沿途风景，有了这些，我的心旅将不会荒凉，在我寂寞的时候，总会传来那些熟悉的声音和映出来的画面－－
九．差点考不上重点大学
197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了，这对在各个战线，尤其是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仿佛就是春天来了，希望的花开了。在这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中，仿佛思想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准备迎接高考！
我当时正在延安农村插队，从知道这个消息到参加考试这期间还不到三个月。而农村根本不管是不是要考试，每天还要照常出工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复习功课。对我来说，从1975年下乡到1977年准备参加考试，整整两年我没有摸过教科书本，尤其是数学和英语更是格外的陌生。所以复习可以说完全是从零开始，英语就是从26个字母开始复习的。好在当时延安地区成立故事队，我被抽到了市里参加故事创作和演讲。这样一来，复习的时间相对来说好了一点，但也是要在白天完成了故事排练后才能复习。总之，我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功课复习的，与今天的考生全方位、全封闭复习简直是天壤之别。
第一次恢复高考全国有10届毕业生有资格参加高考，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了，录取比例可能是1%左右。当时也分文理科了，但语文、数学、政治是必考课，外语只有报考外语专业的人才加试外语，当时为了增加一份被录取的机遇就报了外语专业。所以我当时填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和上海外国语学院。这在当时看来有点是天方夜谭。
好在我的复习安排的比较科学，除了弱项数学和英语多努力外，语文和政治同样不放松，该背的背，该记的记。要知道我从小的心愿就是上大学，即使在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我心中的人生目标仍是要上大学，实现我的人生理想。而在没恢复高考之前，所谓的工农兵学员中都是靠单位推荐，说白了还是靠人际关系，靠走后门才能有机会上大学，而这种机会又是少之又少。现在好了，大学的门公开开放了，所有的入学者都要通过考试进来，这对我这个不会拉关系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记得狄更斯曾经说过：“为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的目标，去千方百计、历尽艰苦地奋斗，是完全值得的。”就这样，我在一种信念中刻苦地复习着功课。
考试是在1977年的冬天开始的，我记得语文有一个作文题是二选一，要么记录一件对你有意义的事，要么向全国科学大会写封信；我当时完全可以把我背得烂熟的故事作为记叙文写出来，但我还是选择了给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据说我们故事队的一位女队员就把她讲的故事写出来了，结果她的作文得了全省第一。英语题我感觉并不很难，也许是第一次恢复高考；也许是我复习的正好到位，比较顺利的就做完了。最难的是数学，数学是需要一步一步恢复的，而我当时的时间和以前的底子都不够好，所以我尽全力做数学卷子，前面几道题我还能做下来，后面的科目就是看天书了。但我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绝不能让数学拉太大的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仅在延安市的几所中学里考试，远离家庭，完全靠自己安排吃住行，有时还要从一个考场骑车奔另外一个考场。和今天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战！当然也是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战！！正是：“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这便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考试很快就结束了，在等待消息的日子里是最难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最坏的精神准备。幸好这个时候，省里的故事调讲在汉中开幕了，我作为延地区代表队的队员赴汉中参加全省故事比赛，时间也就好打发了。
十．参加故事比赛以及故事性的结局
我们延安地区这次共带去了五个故事，都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时期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还有延安人民的好儿子刘志丹的。带队的是延安地区文化馆的副馆长老段同志，据他讲，去年在全省故事调讲中延安地区吃了个零蛋，根本就没参加，这次一定要打个翻身仗，争取拿第一。为此，他还亲自创作了一个故事叫《咱们的朱老总》，由我来讲。在准备的时候，我根据自己讲的规律又做了一些修改，老段很有艺德，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修改，并且坚持在故事作者名上加上我的名字，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创作作者之一。后来这个故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故事会》中发表的时候，还专门到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我的政治背景。可惜，我没能把那期《故事会》保存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至今还非常遗憾。
提起讲故事，我早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正好是所谓的“批林批孔”。我就讲了《西门豹治邺》，在此之前，我讲的最好的是抗日题材的《卖瓜杀猪头》；后来又讲了最拿手的，也成了保留节目的故事叫《祖国处处有亲人》。我认为讲故事关键是一个“讲”字，要把故事声情并茂地“讲”出来，使听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但是这个“讲”字是建立在故事背得滚瓜烂熟的基础之上的，只有这样才能讲得更好；同时也要反复地排练，要对着墙或镜子不停地练，不停地讲。只有这样才能在正式讲出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故事是越讲越好，多讲才能出成果，才能不断创新。
还回到全省故事调讲。我们一行8人日夜兼程，赶到汉中。当时，各地区，各市的代表队都已到了。大家一致看好的是一西安市故事代表队，因为他们来得几乎全是搞话剧出身的专业演员，还有在省里多次获奖的故事高手。谁也没注意到我们延安地区代表队这个曾经得过零分的故事队。
故事调讲是一场一场的进行，每个代表队半天。西安市代表队排在我们的前面。等他们一讲完，全体代表都认为这次比赛西安队肯定拿第一，因为他们每个故事员的技巧都是很高的，故事的内容也很不错。
我们当时就想，如果拼技巧我们肯定比不过西安队，但讲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我们有着地缘优势，讲故事讲究一个“情”字，我们应以情感人，以情制胜。轮到我们延安地区故事队出场的时候，我们特意写了串场词，增加了报幕员。当第一个故事员出场讲毛主席的故事时，代表们还不太在意，会场下面也有点吵杂。讲着讲着，大家被故事内容和讲演者的表情深深地吸引了，全场慢慢安静下来，大家被讲故事人的情绪而深深地感染了，也被故事内容而深深地吸引了。故事讲完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激动地流出了热泪。我是第三个上场，也是第一个男故事员出场，当我讲到朱老总挑起粪桶向山上走去，新解放过来的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时，我自己的眼泪也掉下来，全场响起了掌声，很多人也流下了激动的泪花。我的后面的故事更是乘势而上，一气呵成，整个下午我们的讲出就是一个“情”字，获得了满堂彩。全省故事调讲的最后结果是：延安代表队和西安队并列第一。这是延安地区参加全省故事比赛以来获得的最佳战绩。我们的领队，地区文化馆的副馆长老段在汉中美美地开了一个庆功宴。
由于取得了好成绩，原定直接返回延安的计划就变更了，改成从西安开始，一个县、一个县地讲回去。我们在西安慰问了部队、厂矿、机关，然后一个县、一个县的往延安走，边走边讲，和延安地区的人民共享我们的喜悦和快乐。我们从铜川到黄陵再到洛川，最后来到离延安最近的富县。地区文化馆的一个小伙子说，他提前一天赶回延安，看看高考有什么消息，这在当时来讲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果然不出所料，当天晚上他就打回电话说：“吴金光的英语考试笔试通过了，现在正通知他来参加口试，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老师就回西安了。由于错过了时间，老师说只能算他弃权了。我拼命给老师解释说明他是因公出差，不能因此而耽误他的前程。老师还不错答应明天再等一天。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让他今晚务必赶回延安。”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很着急，纷纷替我出主意，想办法。当时延安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长途车早就过点了。有一个同事父母在邮局工作，她说可以拦个邮车，我们在路上拦了一辆邮车，说明了情况后，司机和押运员也很同情达理。临上车时，同队的另一个男同胞递给我一包烟，我上车后就给了司机。就这样，我和一堆邮件包裹混在一起，颠簸了4个小时，终于在深夜抵达了延安。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找老师，老师说你一路辛苦了，上午休息一下，下午再来吧。我谢过老师后回到驻地，哪还敢休息，又拼命复习了一个上午。下午考试的时候，他用英语问了我几个单词，我一看正是我复习到的，很快就说了出来。他又用汉语问了我几个单词，我也不陌生，也顺利地用英语答上来了。后来，他让我朗读一篇英文文章，题目是“LittleTom”，我看了两遍居然也比较流利地读出来了。我感觉老师比较满意。从考场出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没有错过机遇，后来回到队上，同学们告诉我说：那几天公社的大喇叭天天喊你的名字，让你去口试，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也无法与你联系真着急！
不久录取开始了。第一天是一个女生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考上了北航，大家都为她高兴。第二天又去公社，结果一个也没有；第三天，我说我不去了听天由命了。同学们从公社回来对我说，你猜猜今天有谁的？我说：不知道。大家齐声说：“是你的”！然后他们又问我，猜猜是哪个学校，我还是猜不出来，大家又齐声说：“上海外国语学院”说毕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激动地在炕上打了好几个滚。我的高考梦终于实现了！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假如我真错过了口试，可能我的命运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充其量不过时西安市的一所不起眼的大学，毕业后留在西安市工作而已。所以我要感谢一切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人生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种，但是关键时刻，往往就是那么几步，抓住了这个机遇你就能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后记
一晃4０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都已人到中老年，曾各有重要的工作岗位。我们小组15个人中有10人考上大学，后来的4个也回了城，另外一人病退。我曾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际司任副司长，出访了60多个国家，出版了个人专著《真实接触》、《走近世界民族》、《闲草集》；张军安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曾任西安工业学院副院长（博士学位）；俞国盛考上了北京林业大学，任该校森工学院教授（博导）；崔勤考上了陕西中医院，任西京医院的主任医师；韩钊考上了西北大学，任陕西考古研究所外事处副处长；张仲华考上了延安大学，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朱慧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任无锡日报电脑室主任；李亚群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任华北电力集团的高级工程师；蔡建新考上了陕西中医院，任西安庆安医院骨科主任；乔西庆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任西安曲江开发区管委会市场部主任；邵庆义任西安大唐电信公司高级工程师（函授本科毕业）；吴建利任邮电十所副所长（函授本科毕业）；姜艳任西安市公安局的副处长（电大本科毕业）；李义任西按红旗厂的工程师；孟菊慧现在自己做生意。今年，正好是我们60岁的生日，除了在学校任职的张军安和俞国盛继续当教授外，其余的同学都退休了。
自８２年起，我们知青小组每年春节的初五都在西安聚会。交流思想和感受。大家谈来谈去，印象最深的不是大学４年，也不是工作以后，恰恰是那２年半的知青生活，它对于小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到现在为止大家仍亲切地称我为组长。我虽然有过无数个职务，但只有组长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听起来非常亲热。
这就是我的知青生活，它是快乐的，它又是苦涩的。快乐地让我终生难忘，而苦涩也只是沧海一栗。延安宝塔－——你留下的是我青春的足迹，纯朴的情感，火热的激情，延河之水－——你流淌的有我的热血，有我的眼泪。你是我梦中常驻的地方。
修改于2018年8月4日星期六
北京北极寺
作者简介：
吴金光，是西安黄河中学毕业，1975年9月来延安姚店公社下童沟大队插队，是“小小三届”。当时西安来延安60人，姚店15人，洛川45人。在延安度过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请阅读他写的《延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
